1992年“下海”的陳文，是中國最早走向市場的創所律師之一。當年，行業空白較多，由此帶來的挑戰不少，但也為先行者們提供了巨大的創新空間。也是時代機遇使然，陳文后來成為了中國房地產法律服務的重要開拓者。

陳文律師的另一項代表性成就，是作為創始合伙人之一，參與創建了中倫及中倫文德兩家如今規模均已躋身中國前十的律所。它們不僅為中國輸送了大量專業法律服務人才，而且在律所發展模式，包括規模化、專業化、國際化發展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創新性探索。他率領的團隊是中國較早在國外設立分所、嘗試中外律所聯營的專業團隊，并創辦了第一個由中國律師自己主導的全球法律聯盟。

除了業務創新和律所運作、管理模式的探索，陳文還率隊參與了中國多部法律的起草工作，并通過為“南水北調”、“２００８奧運工程”“城市副中心及亞投行”等一系列重大工程項目提供專業法律服務，確保這些項目的順利推進，助力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

如今回望自己28年的“下海”歷程，陳文很是感慨：“到目前為止，做了幾件讓人開心的事，最大的欣慰，是為中國的法治事業盡了力，也做了些具體工作。”

文 彭川

2020年新春伊始，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人們原本平靜的生活。陳文律師也添了新的忙碌，組織所里的同事為湖北武漢捐款捐物，鼓勵大家撰寫專業文章回答社會對于與疫情相關的法律問題的關切，鼓勵大伙兒積極投身公共法律服務助力企業復工復產……。做事經常“先人一步”的他還早在2月15日便向國家提交了“盡快安排專門機構撰寫新冠肺炎白皮書和建立新冠病毒紀念碑”的建議書。陳文說，“有機會能為國家做點事情的時候，一定要盡力去做。”

“下海”逐夢

陳文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位衣著樸素、很有親和力的慈祥長者。

而采訪前查閱其相關資料，除了知道他的職業履歷一點兒也不“樸素”之外，還有一個“小故事”令人印象深刻。

剛“下海”做律師那會兒，為了跑客戶，培育市場，陳文經常穿一件軍綠色大衣，包里夾著一大堆名片，冒著嚴寒，騎一輛“二八”自行車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看到公司就主動上前遞上名片，并向人介紹自己和團隊可以提供的法律服務。多年后回憶起那段創業經歷，陳文的這種吃苦和敬業精神還曾令他的一位同事兼“學生”大為感慨，“工作實在是太拼命了，現在的律師哪還有這種精神啊。”

可見，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那些有所成就的人，背后都付出了超出常人的努力!

作為“50后”，陳文身上這種特別能吃苦的精神，某種程度上也是他們那一代人的群體性特征之一。

陳文1956年出生在河南省焦作市，1974年被下放到焦作市博愛縣金城公社做知青。在那5年的時間里，他曾和大家一起在大雪紛飛的夜晚喊著號子打井，一起在缺少安全防護、兇險崎嶇的太行山上拉著板車，爆破修路，吃了很多苦，不過，也由此學會了忍耐與堅守，鍛煉了意志和毅力。

大學時期，陳文學習同樣刻苦。

1978年，通過努力，陳文如愿考上了蘭州大學英語系。當年77、78級考生都是在1978年同一年入的學，因此嚴格意義上來講同屬于中國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而能夠從二千多萬考生中脫穎而出，無疑是幸運的，加上進了大學就等于轉眼之間由社會底層變成了令人稱羨的“時代驕子”，因此大家都都非常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晨曦誦讀，挑燈夜戰，也就成了十分普遍的現象。

除了能吃苦，陳文那一代大學生中后來事業上有所成就的人，基本上還表現出了另一些鮮明的群體性特征，比如，有專業知識，有世界眼光，更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意識。

畢業后，陳文被分配到了中原油田，由于工作出色，加上有外語特長，不久之后又被調到了原煤炭工業部直屬的焦作礦業學院教書。“那時候，國家百廢待興，各個崗位都急缺人才，求賢若渴，因此，像我們這樣的大學生受到了各個單位的重視。一方面，這為年輕人施展才能提供了廣闊的舞臺，另一方面，也激發了大家強烈的使命感和建設國家的緊迫感。”陳文說，“我們這一代人都視學者、英雄為偶像，受到的教育也使得我們普遍具有集體意識和家國情懷。”也是得益于此，77、78級學生的成才率很高，不少人后來都成為了各行各業的中堅力量甚至棟梁之才。

工作兩年后，為繼續充實和提升自己，陳文又報考并順利通過了黃河大學的碩士研究生考試。

在這里，他首次真正與法律結緣。

“讀本科那會兒，我曾想當一名外交官。”陳文說，這是他選擇黃河大學的原因。資料顯示，1985年成立的黃河大學，坐落于河南省鄭州市，是中國第一所中美合辦、中外合辦的現代化大學。學校首任校長是兩院院士、兩彈功勛科學家秦元勛，他也是首屆人工智能協會會長。黃河大學是當年國內唯一一所只招收研究生和全面實行美式教育、全英文教學的高等學府。學校共開設了美國研究、英美語言文學、經濟管理、計算機四個專業。陳文選擇了美國研究專業，由此得以系統學習了美國的政治、經濟和法律，成為了學校培養的首批中國研究美國的學者，也是當時中國稀缺的具有國際視野的復合型人才。

“碩士研究生階段，我系統學習了美國的《憲法》、《證券法》、《公司法》、《美國法律制度》、《勞工法》等法律知識，又因為通曉英語，所以，畢業之前就被招進了司法部。”陳文表示，這段學習經歷為其日后做律師和專業方向的確立，埋下了伏筆。

1987年，陳文進入司法部國際律師交流中心工作。第一年他便以翻譯的身份評上了中級職稱，第二年又被提升為副處級干部，仕途可謂順利。而更重要的是，借助工作的便利，他得以有機會參與到一系列中外法律交流方面的重要外事活動和會議。

“在國際律師交流中心，我有兩段非常難忘且對我個人影響深遠的經歷。”陳文說。

第一段經歷，是參與1987年秋季舉行的“中美經濟貿易投資法律研討會”的承辦工作。這是一次規模空前的中美律師界交流盛會，共有1200多名美國律師在其司法部長的帶領下，乘包機飛抵中國參會，中國參會的律師也高達2000多人，時任中央領導人趙紫陽也出席了會議。此次會議在北京舉行，由中國國際律師交流中心承辦。“這次會議在當時中美兩國及國際上引起了極大的關注。”陳文說。

第二段經歷，是參與當年在北京長城飯店舉辦的“中國歐共體經濟法律研究會”。這次會議開得同樣非常成功，增進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了解。

有了這兩次承辦大型國際會議的經驗，陳文之后還直接參與策劃了“中國沿海城市經濟法律研討會”和其他一些對外交流活動，第一次邀請臺灣律師和韓國的律師來中國大陸，進行法律交流與溝通。

我們知道，現代法治理論及實踐首先是西方現代化過程中的產物。這段工作經歷，不僅使陳文在事業上變得日益成熟，而且進一步拓展了他的思維格局和世界眼光。

1989年，深受領導賞識的陳文獲得了公派瑞士圣加倫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機會，專攻國際經濟法，由此進一步夯實了自己的法律專業基礎。不僅如此，在那期間他還去蘇黎世SSR律師事務所實習、工作了一段時間，不僅接觸到大量國外律師、閱讀了大量西方案件判例，加深了對歐美法律體系的了解，還借機熟悉了西方律師事務所的運作和管理模式，為其日后自己創業、開創自己的客戶資源，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90年，陳文回到國內，加入司法部中國國際經濟與法律咨詢公司，2年后離職，當時已是副處長。

離職的誘因，正是當年那影響了一代人的下海潮。

時間定格到1992年1月，一趟專列由北向南直驅2441公里后抵達深圳，隨后鄧小平發表了一系列南巡講話，如同一聲春雷炸響了整個中華大地。5月，公司法制定，為現代企業降臨開出“準生證”。10月，黨的十四大正式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中國式改革進入以制度創新為主要內容的新階段。

市場的力量以雷霆萬鈞的氣勢磅礴于整個中華大地，推動了一代人命運的改變。

在體制內成長的官員和知識分子站在了“安穩VS財富”的十字路口，最終，一部分人選擇繼續留在體制內，而另一部分人則投身私營工商界，掀起了下海潮。據人社部數據顯示，1992年，共有12萬公務員辭職下海，1000多萬公務員停薪留職。這其中就包括以陳東升、田源、郭凡生、馮侖、王功權、潘石屹、易小迪等為代表的“92派”企業家。

陳文說，“當時我們渴望突破體制的束縛，追尋更大的自由，也期盼著更大的舞臺來揮灑自己的一腔熱血。”

小時候，他看過一部電影《2.7風暴》，電影中大律師施洋維護工人群眾利益時的那種大義凜然、堅貞不屈，令他深深折服，長大后當一名律師的幼苗就此在心中種下。

1992年，陳文與其他人攜手創辦了中倫律師事務所，開啟了一段全新的人生旅程。“我知道，前面會有風浪，會有各種未知的考驗，放棄‘鐵飯碗'辭職下海，也受到了來自單位領導和家人各種反對的聲音，但我還是愿意聽從內心的召喚，愿意把法律當做自己一輩子的事業來做。”陳文說。

奮斗不止的陳文，在自己44歲那年還堅持考入北京大學法學院，攻讀了博士學位。

“業界元老”

提到中國房地產法律服務的開拓，陳文的名字是繞不開的。

1991年年底，國務院在《關于全面進行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見》中明確了房改的總目標，這意味著“分房時代”一去不回，“房事”開始成為中國人生活中的頭等大事。1992年，陳文等5人創立的中倫律師事務所，開始專注中國的房地產法律業務。

“我之前到瑞士和香港學習，接觸過這方面的業務，斷定中國的住房私有化將是早晚的事，這一塊的法律業務也一定會大有可為。”陳文說。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資源類、金融類等行業均由國有企業把持，只有房地產行業被政府推向了市場，應該說，中國的房地產行業是以民營經濟為主導完善起來的，而允許外資進入，也極大改變了中國房地產行業的發展進程。

“這也給了我們很大的空間。”陳文說。

他們房地產法律服務的“首單”正是開給了外銷商品房，第一批項目是北京的金城公寓、金匯公寓和金都公寓三個外銷公寓。“我們主要是幫客戶起草合同、提供咨詢、簽定契約、參加談判。”

這也開辟了中國房地產非訴法律服務的先河。

陳文的另一重要貢獻，是住房“按揭”制度的引入。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他把“按揭”這種支付方式從國外介紹到中國的時候，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它還只是一個陌生的概念。

想易做難。陳文回憶說，那個年代，個人還沒有銀行的信用記錄，而有信用記錄的企業卻又有大批死賬、呆賬在銀行。所以，擔心個人也會像企業一樣“賴賬”的銀行，都不愿意向個人提供貸款。

“雖然一開始遇到了不少困難，但我始終堅信它能夠在中國推行。”陳文說。

此后，陳文充分發揮愚公移山的精神，開始了長達一年半的游說。功夫不負有心人。終于，在1995年秋，轟動京城律師界、房地產界、金融界的亞運村匯園公寓K座按揭業務在萬眾期待下誕生了。緊接著，位于方莊的金城中心、金匯中心等近百個按揭業務接踵而至。之后，陳文又趁熱打鐵，開始了在北京商業銀行（現北京銀行）的按揭講座，課后，全行100多個支行同時開始了按揭業務。

很快，按揭業務“遍地開花”，迅速“席卷”了北京的各個銀行。1995年，銀行商業性住房貸款走上正軌。

時至今日，大家對住房按揭制度早已不再陌生，而這項制度對中國房地產行業發展的意義，自不待言。

“這種成就感、滿足感，是接幾個標的幾十億的案子所遠遠不能比的。”陳文一臉欣慰的表示。

中國房地產行業迎來高速發展，陳文團隊的房地產法律服務也在持續進步。

伴隨著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高速發展，一系列新矛盾、新問題也不斷涌現，比如，房屋質量沒“底”、面積沒“譜”、宣傳沒“邊”、合同沒“準”、售房沒“證”等問題普遍存在，樓市糾紛案日益增多，法律、法規環境也有待健全。

1998年，陳文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問題，以律師視角，出版了一本指導個人購房租房的小冊子。出版后，一時“洛陽紙貴”，數次再版，成為了當年的暢銷書之一。

他這些年還先后撰寫了上百篇有關房地產和金融法律方面的文章，也都產生了積極的效果，包括給其他同行提供了參考和示范。

隨著時間的推移，陳文和團隊當初播下的一粒種子，開始長出新苗，開出枝葉，逐漸成長為一棵大樹。團隊的服務項目，一步步向著土地所有權的取得、房地產開發前期的手續、施工建設、商品房銷售和抵押、物業管理等領域拓展、延伸，最終開創性地建立了房地產開發與經營全過程法律服務模式。

這為中國房地產行業快速健康發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助力。

不僅如此，作為北京市國土資源局的法律顧問，陳文這些年還參與了諸多北京房地產政策、規章的制定，起草、修改了通用的合同范本及其他規范性文本，全程參與了北京市多宗土地使用權的招標、拍賣、掛牌工作。他還先后主辦過多次大型房地產法律研討會，就房地產開發和經營中的法律、理論、實踐問題進行了法律宣傳和理論與實務方面的探討。更直接、間接為律師行業培養和輸送了一大批專業房地產法律服務人才。

正是鑒于陳文對中國房地產法律服務的貢獻，國際權威法律評級機構錢伯斯曾多次在榜單中將他推上“房地產”領域業界元老“寶座”。

熟悉中國法治事業發展進程的人知道，我國律師制度剛恢復重建時，辦理的案件基本上都是刑事案件，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逐漸介入民事、經濟案件，部分律師的業務發展方向拓展到非訴訟業務。時至今日，可以說律師業務已無處不在。

陳文身處這股歷史潮流中，也是這股歷史潮流的弄潮者之一。

自1993年，陳文開始率隊為銀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機構提供專業金融法律服務，與張德榮律師聯合處理了眾多有影響力的重大項目或案件，比如，“南水北調主體工程銀團貸款”項目。南水北調工程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投資額最大、涉及面最廣的戰略性工程，事關中華民族長遠發展。從專業角度來看，它的建設具有復雜性、長期性、系統性等特點，因此對金融服務也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這項工程最終采取了眾多銀行組建融資銀團的運作模式，這在我國大型水利工程建設資金籌集上是第一次，也是當時我國銀行界對單個建設項目提供金額最大的銀團貸款。在法律上就會提出諸多考驗，比如，這其中涉及到一個開放式的銀行間合作協議，情況非常復雜；當時項目法人尚未成立，但貸款卻必須及時推進；工程具備的公益、市場雙重屬性，也使得貸款及擔保方案難以完全按市場規則運作……除了工作量超乎想象，我們還必須依托大量創新，才有可能最終處理好相關的法律事務，確保貸款及工程順利進行。”陳文說。

欣慰的是，經過艱苦的奮戰，陳文律師及張德榮律師帶領團隊出色完成了任務。

他們還在此基礎上，專門針對銀團貸款開展了系統、深入的研究，并撰寫成理論文章，以講課和分發資料等形式，向各成員行和項目法人介紹銀團貸款的法律常識。

“經此一役，我們日后再為其他國家大型基礎項目建設提供法律服務就更有信心了。”陳文說。

適應社會發展需要，陳文后來又帶領團隊一步步拓展了公司與證劵法律業務、知識產權和信息技術業務、訴訟與仲裁業務。其中，為幫助國家開發銀行及光大銀行等金融機構完善對金融領域的知識產權保護，他們率先在國內提出了金融機構知識產權整體保護的體系，并做了大量宣教工作，推動了知識產權保護在金融領域的普及。

建造“航母”

既然選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

陳文是律師，也是律所的掌舵人。這些年，他帶領律所勵精圖治、持續發展壯大，已由當初的“一葉扁舟”發展至行業里的“一艘巨輪”，如今正朝著“百年老店”的長遠目標邁進。一路走來，律所的發展呈現出規模化、專業化、國際化的基本軌跡。

20世紀90年代，是中國律所真正走向市場化的起點。1999年，“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后，中國律所開啟了一波聲勢浩大的規模化布局浪潮。

“規模化發展已成為大所成長的必經之路，也是衡量大所提供服務的廣度與經營狀況的重要指標。”陳文說。

在此背景下，陳文律師于2000年初將中倫律師事務所解散，后與金通律師事務所共同組建了中倫金通律師事務所。

“規模擴展是大勢所趨，但伴隨著律所的規模化發展，需要同步推進的還有律所內部管理體制的升級與改革。當時，我們在這方面走了些彎路。”陳文說。

2003年末，為了更好的發展，陳文退出了原來的中倫金通律師事務所，與張德榮律師共同著手創建了中倫文德律師事務所（注：2009年中倫金通律師事務所更名為中倫律師事務所）。

陳文說，“那年我47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也積累了一些行業經驗，因此，盡管創立新所之初我們只有10來個人，涉及的業務板塊也相對簡單，但我相信，只要我們堅持正確的戰略方向，合伙人之間目標一致，心系一處，律所的發展壯大僅僅是個時間問題。”

不過，陳文未曾預料到的是，2006年，他和律所經歷了一次“大考”。

那年，宏觀經濟的“寒潮”，將專注房地產金融業務的中倫文德拖進了“泥潭”。同年夏季，陳文帶著9個律師合伙人躊躇滿志地赴北戴河召開10年規劃大會，沒想到，規劃會結束不久，律所的9個合伙人就走了6個。一盆涼水兜頭朝陳文潑來，“當時瞬間有些蒙了，一時之間甚至有些心灰意冷。”陳文說。不過，他也表示了理解，“律所的發展遭遇了瓶頸，可合伙人也需要生存。”

這次打擊，對陳文影響非常大，也再次堅定了他拓展業務類型、引領律所走規模化綜合性大所這一發展路徑的決心。

“我們必須不斷調整自己，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要不斷拓展業務類型，滿足客戶多樣化的需求，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人家問你能不能提供某項法律服務，你回答說沒有，那肯定就可能會失去這位客戶。當然，拓展業務，并非讓每個人都成為‘萬金油'，而是通過擴充人員、打造不同的專業小分隊來從整體上實現，包括招募優秀合伙人律師、加強業務培訓及培養新的合伙人。”陳文說。

之后，經過大刀闊斧的及時調整，中倫文德律師事務所迅速從危機中走了出來。

中倫文德的擴張速度，可謂迅速。

２００８年，中倫文德落子上海，正式開啟了全國布局的步伐。２０１３年，入選ＡＬＢ“中國十佳成長律所”。２０１６年，走進香港，與香港胡百全律所合作設立了中倫文德胡百全（前海）聯營所。

如今，中倫文德涉及的業務種類已涵蓋金融、保險、投資、信托等35項，律師數量為兩千多人，全國現有分支機構22家，規模體量位列中國本土律所前十。在The American Lawyer發布的2019年Asia 50亞太50強律所規模排名中，中倫文德高居第6位。

陳文本人也在2008年獲得了“全國優秀律師”榮譽稱號。

“一直以來，我們的專業化、規模化都是堅持同步推進和互為支撐的。”陳文說，而指引律所確立戰略方向的“燈塔”，則是國家的戰略部署和客戶的現實需求。例如，在分所管理模式創新上，中倫文德結合當前形勢，開啟了一體化的協同模式。通過現有分所，打通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東北、華東、華中、西南及西北的重要城市，著重布局中國經濟發展重鎮。

“大所就要有大所的作為和擔當。”在此思維影響下，２０１７年，中倫文德成立了“中倫文德法律研究院”、“中倫文德雄安新區金融與投資發展研究中心”和“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研究院。“兩院一心”是律所基于市場判斷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以期進一步整合資源，挖掘自身潛力。２０１９年，中倫文德又成立了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經濟與法律研究中心，這是中倫文德在戰略層面的又一重大布局。

陳文說，“律所必須追求高質量發展，做大的同時，也要持續做強，提升服務質量。”

一直以來，中倫文德的學術研究風氣都很盛，他們邀請了諸多各行業領域知名專家學者，攜手開展專業研究。律所還鼓勵大家多辦經典案例，多寫專業文章與辦案體會，總結辦案經驗，進行理論與實務的探討與研究。創建所刊——《中倫文德法律評論》。對于所里青年律師在《中倫文德法律評論》上發表的文章所展現出來的專業水平，陳文從來不吝贊美之詞，“不少文章寫得都非常專業，非常深刻，很有見解，甚至不少涉及新領域的新內容我都看不懂，呵呵。”陳文欣慰地笑著說道。

中倫文德還積極踐行社會責任。2017年，律所與其他單位聯合捐資發起了“護航計劃"，致力于為出國留學的少年學子提供公益保障服務。還在全國30多所高校設立了“中倫文德獎學金”，每年捐資數百萬元，且捐贈數額還在持續加大，目的是鼓勵那些學業優秀、飽含法律理想和熱情的未來法律人。

“對未來投資，我們很樂意去做。”陳文微笑著說道。

對于律所的未來，他們的目標如今指向的是行穩致遠的“百年老店”。

每一道風景的背后，都是人們無數的汗水與努力。中倫文德能有今日之風景，離不開不斷的創新，也離不開律所內部管理體制的不斷調整和升級。在管理模式上，律所借鑒了公司法人治理結構，設立了董事會負責整體戰略規劃、總所與分所之間協調合作，并根據業務領域下轄３５個專業委員會，由陳文擔任董事長，律所全國各分所的主任皆在董事會之中。

“也是因為我個人的經歷使然，使得我特別重視隊伍的穩定，注重每個人對律所的歸屬感和粘性。”陳文說。

在實踐中，他通過不斷摸索、調整，在中倫文德建立了非常有特色的合伙人分級管理等一系列創新性制度。所謂合伙人分級管理，即律所把合伙人分為4個等級，在具體決策時，各個等級的表決權依次為：1、1/2、1/3、1/4，權利與其創收、所承擔的風險與責任對等。

“我們也非常注重律所文化建設。比如，所里給全體合伙人購買了全球高端醫療保險，退休后，也會有相應的保障機制。”陳文表示，這在律師界并不多見，“買了全球高端醫療保險，意味著如果合伙人出差或外出時遇到意外情況，保險公司會直接派直升機去接你。你知道，我們律師成天的天南海北、國內國外奔波，有了這一層保障，心里就踏實多了。”

另外，律所還會把青年律師、合伙人送到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去學習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操作方法，以提升其專業水平。

領航“出海”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開啟了未來十幾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服務中國企業的境內外上市，也讓中國律所實現了高速發展。

中倫文德也成功借助這一浪潮，“駕船出海”，實現了事業版圖的加速擴張。

設立海外分所，是律所海外布局最直接、也是中國本土律所最早采用的方式。2007年3月，中倫文德率先在英國倫敦金融城設立的分所獲準開業。這是中國律師事務所在倫敦開設的第一家分所。隨后，中倫文德又在沙特利雅得開辦分所，同樣是當地第一家由中國人設立的分所。由此，中倫文德在歐洲布局的涵蓋多法系的法律服務網絡逐漸成形。

“應了那句老話，實踐出真知。在國外開設分所一段時間后，我們發現這種形式弊端明顯，比如，分所合伙人工作積極性不高，團隊穩定性不足，等等。”陳文說。

由此，他們及時對律所的國際化布局方式做出了調整，轉而與當地律所或律師團隊一起設立聯營所。２０１５年，中倫文德與來自俄羅斯、日本、英國、印度、韓國的5家律所商談，并與其中3家簽訂了合作協議。２０１９年１１月，中倫文德與美國知名老牌律所貝普律師事務所達成了聯營關系。這將有助于促進雙方業務上的合作，為彼此的客戶提供更廣泛的法律服務。

在聯營之外，中倫文德還通過加入國際性聯盟組織來拓展律所的國際化布局。２０１０年，中倫文德正式加入ＩＮＴＥＲＬＡＷ（國際律師事務所聯合會）。每年的ＩＮＴＥＲＬＡＷ年會上，都會有來自世界各國的優秀律師分享其所在領域的前沿項目和課題，通過ＩＮＴＥＲＬＡＷ，中倫文德與各會員單位間互相介紹、接收業務，實現信息融通。

從設立分所，到搞律所聯營，再到加入聯盟，陳文對律所國際化的認識不斷深入，中倫文德的國際化戰略路線也變得日漸清晰。

2013年秋，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21世紀的偉大新故事由此拉開序幕，也為中國律所帶來了新的業務風口和挑戰。

“機遇總是與挑戰并存。”陳文說。與中國同行相比，外國律所的競爭優勢明顯。他們歷史悠久，品牌知名度高，熟悉母國的法律法規，且擁有豐富的全球并購經驗、龐大的全球網絡與廣泛的行業資歷，在中國企業的海外資本市場融資、銀團貸款、兼并收購等大型跨境交易中，遠比中國律所在主導地位上占優勢。

迄今為止，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交易中，中國律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仍是中國企業的國內法律顧問。

“外資事務所可以來中國設所，我們也可走出去。”陳文說。

不過，這要求中國律所必須努力使自己的專業服務達到國際水準，別無其他捷徑可行。

2015年，中倫文德成立了“一帶一路”法律事務委員會；并由陳文任主編，與律所同事合力，編輯出版了《“一帶一路”格局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法律保障》一書。

2017年，中倫文德“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研究院成立。如今，經過長期的努力，在“一帶一路”法律服務中，中倫文德律師已經從最初涉外法律服務的分包服務者轉變為承擔項目法律總協調人的角色，可以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建議。

鑒于中倫文德律師事務所在參與“一帶一路”工作過程中所積累的豐富經驗和所展現出來的專業熱情，國家發展改革委一帶一路建設促進中心于2019年6月18日與中倫文德簽署了《法務合作協議》，聘請陳文律師和李錚律師擔任其法律顧問。

２０１９年底，第二屆“一帶一路?合規之路”優秀法律服務項目頒獎典禮暨“一帶一路”法律服務高端論壇在北京舉行，中倫文德承辦的合資項目獲得“一帶一路?合規之路”優秀法律服務案例獎。據了解，該合資項目作為“一帶一路”的重大標志性項目，項目總投資將超過１００億美元。

服務“一帶一路”，中倫文德步步為營，穩扎穩打。

群雁高飛頭雁領，國際合作譜新篇。

為進一步擴大中國律師在國際律師行業的影響力，中倫文德于2016年發起設立了全球法律聯盟（ＧＬＡ），這是第一個由中國律師發起和各國法律服務機構參與的新型國際律師組織。

“2016年5月19日在北京召開的啟動大會，共吸引了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律師事務所及數百位法律界人士參加。”陳文說。目前，他擔任著ＧＬＡ聯席主席一職。

陳文介紹，GLA是一個NGO組織，由中倫文德律師事務所聯合香港胡百全律師事務所發起，時至今日，已擁有來自英國、美國、沙特阿拉伯、意大利、荷蘭、塞浦路斯等國的４０余家會員單位、１２個專業委員會。總部設在北京和中國香港，是一個國際化的信息、項目、資金交匯對接平臺，其宗旨是為全世界的中小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和大中型企業的法律工作者提供一個互相學習、互相交流、共同提高業務水平，開展國際合作，開拓國際業務的一個公益平臺，也便于會員單位為客戶提供一站式服務。“中倫文德與美國貝普律師事務所之間聯營關系的建立，便是在ＧＬＡ的推動下達成的。”

自2016年ＧＬＡ成立以來，已成功舉辦多次年會活動。其中，2018年GLA第三屆全球法律聯盟年會的上半場、下半場分別在美國的華盛頓和紐約舉辦。大會規模盛大，來自全球各地的知名律師、政商要員和企業家共襄盛舉，同時中國駐紐約副總領事于淼女士也出席了。紐約華爾街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眾多華爾街金融高管等也都有出席。

陳文表示，“這是一次全新的嘗試，希望能帶來全新的改變。”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1979年中國律師制度恢復重建，40年之后，中國的律師隊伍已從當年的200多人發展到46.4萬人，律師事務所由70多家發展至3萬多家，并且實現了全國范圍內縣域以上律師服務的全覆蓋。

40年，彈指一揮間。許多曾經“脫下制服，穿上西裝”的意氣少年，如今已鬢染微霜。然而，他們那顆追夢法治中國的初心，“還是曾經那個少年，沒有一絲絲改變”。未來，中國的法治之路依舊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依然需要有更多人來堅守、來奮斗，64歲的陳文正是這其中之一。

如今，人到花甲，陳文的名利之心變得越發淡薄，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青年人才的培養上，“我常跟所里的同事開玩笑說，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你們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一定要想辦法多培養一些青年才俊，為律所和中國法治事業的持續健康發展，不斷輸送新鮮血液。”

如果把人生當作一段既漫長又艱苦的馬拉松，那么，中倫文德的長跑才剛剛開始。“我們律所至今走過的歷程滿打滿算也不足30年，而國際上的知名大所，像克拉維斯，斯文和穆爾、高偉紳等，都有100多年甚至200多年的歷史，沒有這種歲月的積淀，律所是不可能真正做大做強的。”陳文說，中倫文德接下來的目標，就是要成為一家真正具備國際水準的“百年老店”，這需要一百年的傳承。

正如陳文的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劉瑞復對他的評價：“陳文律師不是為賺錢而做律師，而是把律師作為一種事業來做……”。律所成立不到30年，陳文想到的卻是未來幾十年、上百年律所的打造，他所希望的是中倫文德能為“法治中國”建設、為中國法治事業不斷進步持續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祝愿中倫文德未來的發展如陳文的志向一般璀璨、高遠。

【人物簡介】

陳文，1956年生于河南焦作，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北京中倫文德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董事長，是中國“房地產”法律服務領域業界元老，早年曾就職于司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