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毅仁（右二）

1979年1月，人民大會堂福建廳。

中午時分，有一群老人在圍著兩張桌子吃涮羊肉，邊吃邊聊。

談話之際，鄧公請榮毅仁出山，成立一個新的公司，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搞好。

他非常誠懇地給榮毅仁說，“你來牽頭辦實體，搞對外開放窗口。人由你選，業務由你管，事情由你負責，不要搞成官僚主義企業。”

十幾天后，榮毅仁提出了《建議設立國際投資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見》。

200天后，在北京金魚胡同和平賓館租用的辦公室里，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正式成立。

這是一家國有企業，但是為了向全世界展現改革的決心，呈現嶄新的面貌，這家企業并非全部由國家出資，榮毅仁自己也出資1000萬元，并就任第一任董事長。

榮毅仁（中間）魏鳴一（右一）王軍（左一）

一年后的安徽，榮毅仁的侄子榮廣宏，與時任安徽省工商業聯合會主委潘鍔璋，聯名給省政府提交籌建「安徽省國際投資信托服務公司」的報告。

安徽沒有錢，他們就自掏腰包，還到處找香港、上海的朋友籌集資金。

最后，一共籌了200萬元，成立了安徽省國際信托投資服務公司，也就是后來的安徽國元集團。

這是中國信托行業歷史上閃耀的時代，不僅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未來，還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回首往事，我們不應該忘記：

民間資本、民企一路沖鋒在前，與政府上下互信，通力合作，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共同的努力讓改革開放取得了偉大的成就。

民企與民間資本，從來不是不安全因素，也從來不是包袱。

他們是改革開放的重要參與者，他們的參與也是中國向全世界呈現的開放與信心。

人們看到了信心，世界看到了信心，才有了后面的一切。

但是，信心卻很脆弱，可能一個小小的案件，就能讓它支離破碎。

一個正常監管行為引起的風波

這些年，信托業不太平。

時常有暴雷傳聞，一時風聲鶴唳，監管層面也開始憂心忡忡，在艱難歲月里，市場中就出現了兩種聲音：

一種是讓民企離場，一種是與民企攜手共進，共克時艱。哪種聲音更有力，勝負難料。

但是，各大信托公司的新聞卻開始層出不窮，最近因20億增資鬧出大風波的長安信托，就是其中一個典型。

這個案件事情不復雜，但在這個歷史關口卻顯得非常特殊。

它所引起的爭議，以及三位民企股東發起的數場訴訟，正在將大家的目光投向陜西，并且將大家的信心，懸在了空中。

這個案件，其實很簡單：

2022年底，陜西銀保監為防患于未然，責令長安信托以自有資金，完成非標資金池和非標資產清理工作。

然后，長安信托立即致函各股東，要求大家增資，錢呢，不少于20億。

增資，是增加市場與監管層對長安信托的信心，這無可厚非。

三個民企股東（上海淳大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證大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隨道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立即明確回函表示愿意承擔增資義務。

然后就開始進入流程，董事會開完，股東大會開完了，議案也通過了。

民企與國有資本按原股份同比例增資，也就是在增資20億后，西安投控、上海淳大、上海證大、上海隨道和西安高新5家公司股東，大家股份一樣。

正在順利推進的過程中，卻突然出現了狀況。

陜西銀監局突然一紙《責令整改通知書》，讓三個民企股東證大、淳大、隨道，在5個自然日內進行整改，還順便提了一句，資要求他們放棄增。

很快，又來一紙《監管強制措施決定書》一錘定音，對證大、淳大、隨道采取限制其參與長安信托經營管理的相關權利。

包括股東大會召開請求權、表決權、提名權、提案權、處分權、增資權。

3個民企股東有點摸不清門道：你對我有所防范與懷疑可以，那我多交一些錢來表達誠意，為何不讓我這么做呢？

一次在京召開的研討會上，中國政法大學的馬更新教授就發出了這樣的疑問：

“增資權不屬于股東參與經營管理的權限。

言外之意，如果你適用那種處罰措施，限制股東參與經營管理權的話，它不屬于經營管理權限，就不能適用這個條款。”

也就是說，完全可以通過限制民企股東參與公司運營和決策的權利，來防范風險，為何要限制財產性權利呢？這又能起到什么樣的監管作用呢？

根據中國銀保監會的《信托公司股權管理暫行辦法》第六十六條:

“信托公司股東或其控股股東……造成信托公司違反審慎經營規則的，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

可以限制信托公司股東參與經營管理的相關權利，包括股東大會召開請求權、表決權、提名權、提案權、處分權等”。

根據馬更新教授的闡述，「這個條文的‘等’字，應該是‘等中等’的意思。

一定是在列的這幾個權利里面等，而不是一等就把所有的股東權利都等進去了」。

這也難怪，民企股東們隨后不惜發起了一系列的訴訟，其中的一條，就是直指被限制增資權的這事。

風波之后的風波

如果事情到此為止，別的國企股東按照之前的條件完成增資，或者這場風波也只限于長安信托內部斗爭，對行業而言也會到此為止。

但是，隨后發生的一系列事情，讓這場風波愈演愈烈，讓全行業，甚至整個民企圈都忍不住觀望起來。

在官司進行之中，長安信托的監事會推薦總裁辦公室為臨時牽頭人，開了臨時股東大會，直接表決通過：

引入第三方，即西安財金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增資20億元。

有意思的是，8月長安信托給股東的《2022年度審計報告》列明長安信托凈資產為76.88億元。

卻在10月初，自己又推翻這個報告，增資審計凈資產33.85億，相比1個月前自己的報告少了足足43億。

什么意思呢，相當于股價打了4.4折，新股東花更少的錢，可以獲得更多的股份。

當然，作為股東的民企們，就開始無法淡定了，畢竟自己在長安信托的資產直接就少了一大半。

但是，他們的訴訟，依然無法阻擋這一切。

隨后，長安信托在10月底完成章程修訂，11月完成了所有的變更手續，并在官網發布公告。

截圖源自長安信托官網，時間停留在11月10日

這一波，把看客們也都看懵了。隨著后期新聞報道不斷流出，市場為之一驚，許多擔心隨之而來，一些信心也因之而碎。

大家開始糾結一個問題：未來，該怎么辦？

民企們的擔心與希望

這次長安信托的風波，看起來是股東內部的紛爭，但折射出的卻是一個普遍的焦慮：

通過“增資權”的限制，這一策略如此有效，是不是只會在西安？又會不會被廣泛用于民企參與的國有企業？

有一點，可能是大家所遺漏的，這三家民企也是有投資人的，他們的投資人看重他們的信譽，信任他們投資長安信托的決策。

而今，這些投資人將會怎么看這些民企？這些民企還會被更廣泛的民眾所信任嗎？

所以，其實民企們在意的還不是“增資權”的有與無，甚至，也還不是可能出現的現實損失。

而是未來的公平競爭權還在嗎？甚至是，他們存在的價值。

2012年的春天，銀監會出臺《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的實施意見》。

第一條第六款就是，“支持民營企業投資信托公司、消費金融公司”。

而且，銀監會以非常誠懇的方法，用立法的方式去寫下這樣真摯的話：

“各級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要充分認識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

對加快多層次銀行業市場體系建設、建立公平競爭的銀行業市場環境，以及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自身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意義。

在促進銀行業金融機構股權結構多元化、平等保護各類出資人的合法權益、有利于改進銀行業金融機構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的基礎上采取切實措施，積極支持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

并且，進一步補充到：

各銀行業金融機構應當認真對待各類投資者的投資需求，在增資擴股、股權改造、并購重組等過程中，為民間資本投資入股創造公平競爭條件。

如今，離1979年，45年過去了，離2012年，12年過去了。

民企們依然心懷家國，艱難求生，也想與國家共渡難關，走向下一個輝煌，但他們的信心也在經受考驗。

我們是否還可以彼此信任？我們是否還有繼續投下去的信心？

更重要的是，民企們在未來是否還有機會像改革開放初期那樣，與國有資本、國有企業肝膽相照，努力共進；

是否還能一起為建設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發光發熱，貢獻與創造出更多輝煌？

沒有人想離場，就算是心碎一地的人，都一樣隨時準備繼續往前。

珍惜這股勁，這顆心，才是希望的一部分。